从宋杰驳方诗铭论“曹、袁之早期关系”再辨——兼述仇鹿鸣谈陈寅恪政治集团说
（图中右二为黄萱女史）
宋杰先生在其新著《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曹魏篇第一章中[1]，通过曹操陈留起兵相关史事的考察，全面讨论了方诗铭先生关于曹、袁之早期关系即“结成了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之论断，指出其“论述相当全面，并富有启发性，但若深究有关文献记载，会发现上述观点存在不少疑问”。[2]
宋文指的“上述观点”，首先是基于对曹操中平六年逃离洛阳至陈留起兵原因的问题提出，进而介绍方氏对此研究的几点结论，接下来该章各部分即对这些结论逐一讨论，进行反驳。但是，应当认识到所有针对方先生的具体讨论，实际都是围绕着其曹、袁政治集团论这一核心观点开展的，即宋文认为曹操“陈留起兵是为了依赖袁绍显然是相当牵强的”，并且“也未曾获得袁绍的实际帮助”，[3]直到“河内依附袁绍，开始了两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合作”[4]，即数年间的“政治结盟”[5]。下面有必要对方氏政治集团论略作回顾。
在《方诗铭论三国人物》论集中，[6]方先生指出“出身于大宦官家庭”的曹操，何以会得到“反宦官力量的重视和信任，并参与了以袁绍为主谋的诛除宦官的斗争？关键在于，曹操是袁绍的亲密朋友”，并且“更为重要的还是，曹操是游侠，袁绍也是游侠”，“性格志趣相同”的二人为日后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即“曹操和袁绍二人，不仅具有游侠之士的共同特点，他们还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而“决不仅限于朋友关系，而是组成了一个以袁绍为首，以游侠之士为基础的政治集团，目的是反对宦官，解救东汉王朝的严重危机”，该集团“既可以说是以袁绍为首，也可以说是以袁绍、曹操两个为代表”，还包括张邈、何颙、许攸以及伍琼等。[7]
这便是该政治集团形成之初的政治目的，当解决了宦官专权的先期任务之后，政权却旁落到以董卓为代表的军事集团中[8]，“对袁绍、曹操来说，当然是不甘心的。与董卓决裂之后，袁绍偕同许攸离开洛阳，投奔冀州”，曹操则“来到陈留，因为这时担任陈留太守的是属于同一政治集团的张邈。在陈留，曹操得到张邈的大力支持，并通过他的关系，结识了当地的著名游侠卫兹”，由卫兹的资助曹操创建起了队伍，并且“卫兹自己也拉起来一支队伍，由张邈领导。后来在张邈的支持下，这支队伍也归属曹操。说明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曹操得以纠集武装，仍是依靠以袁绍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所以说此时该“政治集团的矛头所指，已经不是宦官，而是窃夺了反宦官斗争胜利果实的董卓”。[9]
盟军讨董，“袁绍既是渤海太守，又是盟主”，而曹操只是“寄居于张邈占据的陈留，没有自己的地盘，地位也是一个行奋武将军的空头军衔”，而“出来大力支持曹操的，仍是袁绍”，在其支持下，曹操“被任为太守，从而取得了东郡地盘。东郡与陈留邻接，同属兖州，曹操依赖袁绍，联合张邈，从此开始稳定和发展”。[10]最后，方先生总结“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这个政治集团，是曹操起家的支柱，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1]。
上述方先生通过对曹操、袁绍等主要人物的出身成长、家世背景，性格志趣，社会阶层和政治愿景等诸多面向的探究，抉出了曹、袁并属于同一政治集团之说，同时将各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活动轨迹置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历史时期之中进行考察，以此来解释汉末之际复杂晦暗的政治变化以及影响事件发展的主要因素。
可见，方诗铭先生提出的曹、袁政治集团论，正是陈寅恪先生在中古史领域奠定的学术理论体系和分析概念，即政治集团说在具体历史研究阶段的运用。[12]
关于陈氏政治集团学说，仇鹿鸣在其文中指出“通过对政治人物不同家世背景、地域出身、文化渊源、政治立场的分析，勾勒出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并以此作为研究某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基础，这种研究方法依旧是我们检讨中古政治史最常用的分析范式”。[13]
具体以魏晋政治史的研究为例，依循陈氏政治集团说的研究路径，“必须要在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来考虑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14]，从而“将魏晋之际的政治人物按其出身与政治立场不同划为曹、马两党的这一典范性论述”[15]，以此“来解释魏晋的政权交替，将魏晋之际政治、社会、文化、诸面向的变化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阐释，指出魏晋两代的根本性变化在于：由于其统治阶级出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受不同的文化熏习，因而也奉行不同的治国方略，而渊源自汉末的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兴替构成魏晋政治的基本底色”，遂“奠定了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研究魏晋嬗代的基础”。[16]
上述仇鹿鸣颇为精当地总结了陈寅恪先生运用政治集团说考察魏晋政治史所构建起的学术典范。
同时也指出，“仅据表面上的政见、地域、门第区别划分出两个或多个政治集团，作为研究某一时段政治史的主线，这种研究方法固然能够较为便利地梳理出政治变迁的脉络，但过度依赖这种范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容易使人在研究过程中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倾向于给政治人物贴上某党的僵化标签，从而遮蔽了政治变迁中本身所具有的复杂面向”[17]。那么“以魏晋政治史的研究为例，由于后续论者大都沿着陈寅恪先生的思路，试图建立起一条贯穿汉末到晋初，以曹、马之争为表象，以儒家士大夫与法家寒族的政权之争为实质的政治史研究主线，但目前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对这一叙述模式构成相当的挑战”[18]。所以，其认为“讨论魏晋之际这一复杂的变革时代，仅仅使用政治集团这一分析概念，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必须要从历史变化本身的脉络出发，注意分析多重政治、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19]。
反映在魏晋历史阶段的研究，据仇文所述陈先生的观点首先必须“要在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来考虑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即以“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一直延续到晋初”[20]，来说明“构成魏晋政权的基本底色”乃是“源自汉末的两大对立政治势力”。显然，这样的考察，因时间跨度太过漫长，导致了“过于明晰的历史叙事往往会遮蔽很多政治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断面，特别是对魏晋之际这一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言”[21]，当为确论。运用政治集团说考察历史，如果在研究对象上设定的时间跨度过长，缺乏具体实证性地研究，难免造成结论不够坚实之嫌。
而宋文讨论的曹操陈留起兵和曹、袁早期之关系，涉及的是东汉末年曹魏开创者曹操初期的活动轨迹，即汉魏史的初始阶段。反观宋杰该章的论述及对方诗铭相关结论的驳斥，则同仇文指出的问题恰好相反。宋文缺乏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22]注意到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政治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状态为背景的考察。通览该章曹操陈留起兵之考辨，以具体论述的情况而言，宋文针对方氏所持曹、袁政治集团说进行的反驳，除了认为“曹操在陈留举义之际的政治意图以及当时并无经营河南的战略计划”有一定说服力外[23]。整章所述，对于史事的辨析缺乏时间上的动态把握，没有很好的注意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内在关联及其相互作用。
例如，对曹操、张邈关系之考察，宋文仅限于对二人的史事进行个案说明，无异于造成相关历史事件的人为割裂。其分析曹操离开陈留之故，“张邈没有像过去那样提供帮助”，即“反映出他和张邈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所以“曹操回到河南之后，也不再驻在陈留，而是北赴河内，此后他和袁绍关系睦好”[24]。按宋文逻辑，曹操兵败，张邈没有对其帮助，二人间马上出现了裂痕，曹操随即离去，转而投奔袁绍，开始了同袁绍的睦好关系。这种就史料而论史料的方式，无疑是在复述史书，而不是基于史事的历史研究。况且，从后面的进程来看，曹操出征徐州陶谦之前，专门书信敕家，强调“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得胜而归后见到张邈，彼此“垂泣相对，其亲如此”。[25]如果说，讨董之时二人已交恶，到了不可调和之程度，那么这则史料又说明了什么呢？故而，诸多历史事件同人物活动的发生不是单茕孤立的，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和阶段，忽视史料所反映出的史事演进过程中的连贯性和动态变化，使得难以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梳理出背后的复杂动因。
另外，即便在具体的论述和驳斥中，宋文对史料的解读亦不乏存在问题者。例如，宋文指出“关东诸侯起兵之后，谯县与沛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转变，对曹操家族不利，致使他不敢把自己的家小留在当地，而是将他们带到军中”[26]，通过返乡筹备起兵之事对家乡的亲属造成的不良影响，来反证曹操陈留起兵前曾返乡谯县之事实。其援引曹丕在《典论》“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之言，[27]宋文据此分析出“曹操出征张绣是在建安元年（196）末，次年正月到达宛城，曹丕当时十岁，而他五岁来到曹操身边，应该是在初平二年（191）”[28]。笔者颇为疑惑的是，据“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便断定曹丕“五岁来到曹操身边”之说法。《典论》仅仅表明了因时局动乱，曹操在曹丕五岁时，教授其射术。那么，难道没有可能是其四岁时已来到了曹操身边，亦或在父亲起兵之时一并跟随在军中？故而，据此推定初平二年之年限，从而对应“谯县与沛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转变”之时间，不确。
文末，用仇文之语再来总结一下当前的古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古史的研究领域，陈寅恪先生开创的理论体系，解析框架包括著名的政治集团说，“时至今日依然是指引我们研讨中古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分析工具”[29]，并且“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尚无力在陈寅恪范式之外提出新的政治史研究典范”[30]，这番话绝非溢美之词。在其书《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一章即指出“为了更好地分析司马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文化特质，我们有必要拉长观察的时间维度，分析司马氏家族在汉魏时代的成长过程”，对“司马氏家族崛起的过程做一个较长时段的考察”，又关注河内郡“儒学传播与大族生长状况，希望通过分析这些长时段的因素，讨论地域文化与司马氏崛起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将历史事件的发展置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考察其特点变化，不正是陈寅恪先生运用政治集团说所最擅长使用的理论分析手段吗？
笔者该文，仅围绕陈寅恪先生之政治集团说这一理论工具的指引，从方法论的角度，运用于史学研究，具体表现在汉魏、魏晋两个历史阶段，即方诗铭先生的曹、袁政治集团论和宋杰对方氏该论断的驳斥以及笔者对宋文的再辨析，反映了政治集团说在汉末之际历史的运用；仇鹿鸣对陈氏政治集团说的检讨和反思，则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入手。通过对这两个阶段的比较考察，在认识到政治集团说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作为从事史学研究的后来者，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方法时由于自身的原因，[31]造成的问题，这一点同样值得注意。需要指出，关于陈寅恪先生政治集团说这一研究范式之得失以及对仇鹿鸣该长文的讨论非本文所能及，[32]并不在此全面展开。
附记：此文仅为一读书笔记，略述心得耳。